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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荣辱二十年:我的股市人生》第一章(3)

2010年7月15日浏览:字体:大中小

  尽管有些心虚,但是当领导询问我的意愿时,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去北京应考。当时我工作的工商银行宝山区办事处是个存差行,日常资金沉淀量较大,有钱腰板硬,日子过得是比较舒服的。而我们为了提高行里的资金收益率,出入上海资金市场,开展银行间资金拆借,并通过信托公司在江、浙等省开展补偿贸易、设备租赁、委托贷款等业务,工作也是干得红红火火、顺风顺水。因此,银行里也有人担心考得不好,反而影响今后的前程,于是放弃了推荐机会。而我能这样干净利落地作出决定,可能和我的性格和经历有关。

  我是最后一批返城的知青,直到1979年3月才把户口关系转回上海。生活现实让我只能努力为每一个能改变自己命运的细小机会去拼搏。像这样充满风险但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,我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次了。从北大荒返城后,上海市政府给返城知青提供一次安置机会,但是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个职位。当时只有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招干,而招干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试,相比之下,招工就非常简单了。尽管办事处一些干部好心劝我,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索取了招干申请表。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,我几乎把能够找到的复习资料全部温习了一遍,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经济学等。在得知还要考会计之后,我又到图书馆借了会计书,把几乎从未接触过的会计分录、会计科目恶补了好几天……我现在依然能记得,在很多考生感觉考得不好、纷纷放弃后续课程考试的情况下,我是怎样硬着头皮考完了全部课程。

  北京的选拔考试对我来说,只不过是另外一次招干考试而已。所以,在接到上海团市委发出的赴京考试的正式通知后,我利用几天时间,把学过的日语教材全部重新翻了一遍,然后提着一包书,坐上火车就去了北京。

  赴京赶考

  到了北京,我和其他考生就住在北京前门大街10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招待所。这是用一个地下防空设施改造的招待所,进门就要低着脑袋往下走,每个房间住七八个人。由于地下室空气很潮,所以每个房间都放了一台抽湿机,一天24小时运转,每隔一段时间,蓄水的盆子就满了,需要自己去倒掉……不过,再艰苦的条件也不能影响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热情,很快,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考生就打成了一片,简陋的招待所变得异常热闹。

  第二天,全体考生被集中到团中央机关会议室。时任国际联络部部长的邓亚军第一次与我们见面并介绍情况,其讲话的核心内容是外派研修生工作的重要意义,告诉我们,这是加强中日青年交流的一项重要外事活动,活动的目的就是实现两国领导人提出的“中日友好21世纪”的目标。富有口才和国际交往工作经验的邓亚军还强调说,选拔出国研修生是一项政治性、业务性很强的工作,共青团中央领导对这项选拔工作要求很高,被送出去的是最优秀的青年,他们在国外是民间友好使者,回国后将成为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人才。

  邓亚军还介绍了那一轮选拔研修生的工作情况。为选拔那一年赴日的研修生,团中央在全国各地设了多个考场,北京考场是其中之一。总体要求是优中选优,最后入选的名额不足百人,将被分为半年期和一年期几个班。虽然邓亚军也鼓励了大家,但是这么低的录取比例,已经让很多人的心开始冷了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