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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荣辱二十年:我的股市人生》第一章(2)

2010年7月15日浏览:字体:大中小

  我无法忘却母亲为我送行的那一幕,当载着我们的客轮驶至江心,码头上送别的人群已辨认不清,泪眼蒙眬中,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不断地挥舞着一根扁担,我知道,那是我的母亲。

  这一次告别,躺在床上的母亲再也不能往我的行囊里偷偷塞火腿和香肠了,再也无法拼命挥舞那根扁担为我送别了……

  走下楼梯的我,不敢回头,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等候我的汽车。

  到日本之后,每次我写信回家询问母亲的病情,总是能得到一些让我感到宽慰的消息,虽然心存怀疑,但是感情强迫我接受这些“好消息”。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,我从噩梦中惊醒,悲痛不已,哽咽声把隔壁的同学都惊醒了。此后,我依然不断接到母亲好转的消息。一年的研修结束后,我回到家,才知道母亲就在我噩梦惊醒的那几天,因伤口突然大出血而去世了。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帮助我的家人料理了母亲的后事,他们约好对我隐瞒实情,因为他们知道,我如果中途返回,就意味着放弃了研修。

  家人告诉我,我出发去日本的那一天,在我下楼后,已经久病不起的母亲硬是让人把她从床上扶起来,站在窗前,静静地凝望着我一步一步地远去,直至我的身影消失,也不愿离开窗前。

  是母亲的决断,让我走上了证券业这条充满荆棘与光荣的道路。而此后20多年的证券业生涯,无论何种困难和艰辛,甚至是牢狱之灾,都无法让我退缩,因为无论何时,我的身后总有一双充满慈爱、希冀和鼓励的目光。

  赴日研修生选拔

  在我被推荐到北京去参加出国研修生的考试之前,甚至那之后,我都不知道要去日本研修什么。只是我的条件刚好满足被推荐的要求,而我的经历和习惯,让我无法放弃任何一次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。

  这次出国研修属于中日两国青年的交流项目。在197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,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较好阶段,两国领导人互访时提出了“中日青年友好21世纪”的目标,两国之间从此开始开展青年交流项目。主要由中国青年联合会选派中国青年,送到日本作为研修生,学习中国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必备的知识和技术。因为机会难得,又是国家组织的项目,因此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。先要经过层层筛选,接着要通过相关科目的考试,再进行一段时间的集训之后,才能最终前往日本。

  当时,对参加这次考试的人员的要求是:年龄35岁以下,科级干部,大学学历,懂日语,当然最根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。

  我出生于1952年11月,满足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。

  而我于1979年进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杨浦区办事处工作。1984年,工商银行成立,我又转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宝山区办事处工作。我当时的职务是党委成员、计划信贷科科长兼信托分公司和信息分公司经理,主要负责整个宝山区的工商信贷,包括现在大名鼎鼎的宝山钢铁总厂的信贷工作。因此,科级干部的要求,我也符合。

  在1978年年底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之后,通过在银行专科学校的学习取得了大学学历,也达到了选拔标准。

  我唯一不怎么有信心的,是我的日语水平。其实,这次赴北京的考试主要就是考察日语水平。我很清楚,我的日语水平应付一般的考试问题不大,但要到北京跟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高手们竞争,总感到有些底气不足。因为我的日语主要是靠自学,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,没什么正事,正赶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日语广播课程开课,我就每天一早一晚跟着广播学,学完了日语广播讲座教材一至四册。后来,我又参加了一个夜大日语培训班,学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日语教材一至四册以及日语会话等教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