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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荣辱二十年:我的股市人生》第一章(4)

2010年7月15日浏览:字体:大中小

  第一天的日语笔试,对我来说难度不大。第二天的口试,我被分在第一组。一般来说,考试时大家都不愿排在第一个,都希望前面有人探探路,可我自告奋勇要求排在第一个,因为我清楚,这么多人参加口试,老师提的问题只会越来越难。我进去后,考官提的问题果然不难,都是一些诸如姓名、年龄、在哪里工作、哪天从上海过来之类的问题,就像日常聊天。我回答得也比较流畅。我一边回答,一边看见两个考官同时在我的姓名下画勾,我估计是答题正确的符号。一路下来都很顺利,等我从考场出来,一批学员就忽地把我围起来,唧唧喳喳的,探听口试情况。看到他们焦虑不安的神情,我感到一阵轻松和得意。我考完了,我完全放松了。

  回到上海,家人和同事都向我打听考试情况,我觉得录取的把握不大,后来工作一忙,也渐渐忘了考试的事。两个月后,我意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,告知我经过选拔和考试,成为了中华青年联合会派往日本的第五届研修生,将赴日学习一年。

  “洋插队”的生活

  研修期间对人的最大考验是要耐得住寂寞。在返城之前,我曾经在东北插过队,我就把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生活作了比较,结论都是艰苦的,但艰苦的性质不同,前者是物质生活贫乏,后者是精神生活贫乏。

  到东京“下乡”

  此次研修的形式主要是到日本的对口企业去学习。在日本的研修费用由日方提供,每人每月8万日元左右,国内的工资待遇照旧。我当时在银行每月104元,在同龄人中已经属于高薪阶层了,而8万日元当时约折合人民币4 000多元,我们不了解国外的生活水准,一度有点“发洋财”的兴奋。

  但是,团中央负责培训的老师告诉我们,日本是一个消费水平很高的国家,如果我们想带回“四大件”和“四小件”,这点钱还得省着花。所谓四大件和四小件指的是电视机、冰箱、音响、摩托车等大件产品和手表、小型录放机等小件产品。国内当时还不能大量生产这些商品,进口的商品加上关税后,价格奇贵,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承受得起的。而当时国家规定,凡在国外生活半年以上的归国者,可以免税带回四大件和四小件外国商品。老师还提醒我们,在日本,去理发店理发一次需3 000日元以上,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个多月的工资,希望我们带些理发工具去,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一下,为此,在出国的前一天,大家又忙着为自己增加装备。后来又听说,日本很多场合必须着正装,当天晚上很多同学又开始互相讨教领带的系法。

  我们那批研修生分为两个班级。我们班由日本当时执政的自由*党下属青年组织——东京青年会议所负责接纳;另一个班级由日本最大的在野党——社会*党的青年会议所接纳。到了东京,接纳我们这批研修生的日本两大政党暂时摒弃前嫌,在东京一家五星级宾馆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。

  会议的议程先是主人致辞,接着是政要讲话,然后是邓亚军以中华青年联合会国际部部长的身份讲话,最后是研修生代表致答谢词。我们班的班长是上海团市委青工部的部长杨启祥,他自知日语不行,于是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外事办的副主任苏阳登台致辞,苏阳是日语专业出身,不料日本人还是听不懂,只能临时请了翻译。会议中,中日双方都提出,要求全体研修生尽快过语言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