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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荣辱二十年:我的股市人生》 第二章(6)

2010年7月16日浏览:字体:大中小

  当年,在上海有一批人以被称为“一个箩筐”的生意为生。他们在马路边显眼处倒扣个箩筐,箩筐上贴上些外烟纸盒,再贴有一纸:“兑换外汇券、国库券、汽油票等票证”。在箩筐不远处,有“打桩模子”守着,见有意者便前去接洽,见工商管理人员就拔腿开溜。

  “打桩模子”是上海人对马路边倒卖各种有价证券和票证的人的统称,意指这些人每天像打桩机似的伫立在马路边。周立波的海派清口《笑侃三十年》中,不少年轻人听他侃到“打桩模子”的语气和神态,忍不住发笑。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上海人,谁没有这样的经历?你在路边走着,突然有人上前悄悄问你:“外汇券有伐?国库券有伐?外烟要伐?”我在浦江饭店办公时,每天上下班都能遇到几个“打桩模子”。那时警察也抓“打桩模子”,但好像总抓不完。每个“打桩模子”背后都有老板或下家,所收购的票证通过上下家的再交易,获取差价。

  1988年,全上海合法经营国库券买卖的网点只有5个,因此不少人明知把国库券卖给马路边的“打桩模子”要比卖给国家设立的经营机构价格低,但懒得为点儿差价换车赶路。马路边国库券的收购价通常只有面值的八折,价格也随着我们证券业务部的挂牌价格变化,但始终要比我们低得多。“打桩模子”收购的国库券,下家基本上是我们证券业务部。买进卖出之间,100元钱赚10元以上,一天即使只成交100元,一个月下来,利润就是300元,远高于当年一般在职人员月收入100元左右的水平,因此,有不少人辞去公职加入这个“淘金”队伍,很多人很快成为了“万元户”。

  为了解决马路边国库券买卖的问题 ,我们在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的批准下,一两年间在全市各区县设立了二三十家国库券代理处,委托各区银行和信用社代理我们的国库券买卖,从而也堵绝了上海“打桩模子”马路边交易国库券的淘金之路。

  谈到国库券买卖,不得不提到当年资本市场颇有名气的杨怀定。杨怀定人长得粗粗实实,却不乏上海人的精明,在早期证券市场赚了点钱,人称“杨百万”。杨怀定自己也承认,他在证券市场淘得的第一桶金是通过国库券异地买卖,不少刊物也把杨怀定称为异地倒卖国库券的开创者。杨怀定自述,当年他发现城市之间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差价,就凑了10万元到了安徽,从当地国库券经营机构买入国库券,再回上海卖给上海证券业务部,一倒手可以赚几千元,于是,生意越做越大,后来还从上海保安公司请了保镖同行。

  杨怀定也是我们静安证券业务部最早的一批客户,我与他也很早相识。杨怀定是不是当年发现国库券淘金秘诀的第一人,我很难确认,但他肯定属于当年国库券买卖最活跃的那批人。

  我也去做“黄牛”

  那时,上海人把从事长途贩运的人称为“黄牛”,这种长途贩运的合法性没有正式说法,因此只能偷偷摸摸干。

  我到信托公司任职不久,静安、虹口证券业务部的经理向我请示,经常有国库券“黄牛贩子”上门向他们询问:“大额的国库券收不收?”我问他们多大额,回答是少则10多万,多则几十万。我问胡瑞荃他们,卖方是哪些人,他们回答“当然是那些‘黄牛’”。那时上海尽管已有5个证券业务部,但知名度最高的还是静安证券业务部,一般外地国库券卖家到上海都是冲着那里去的,胡瑞荃因此了解很多这方面的情况。他们告诉我,每天都有外地“黄牛”到他们业务部,先拿少量国库券投石问路,说还有大头在后面,如果我们要,他们的卖出价可以在我们的挂牌价上再下浮一些。